白罂粟
我自幼见到的婴粟花都是红与紫的，却不知这个世上竟还有白婴粟。
一
十年前的冬天，快过春节了。 一场铺天盖的大雪压得整个连队没有一条可通行的路。我是从雪窝里趟过去的，鬼哭狼嚎般的老北风把人的骨髓都吹凉了。我跌跌撞撞地爬上那墓地似的高坡，如果不是出气口插着几粟挂满白霜的高梁秸，你根本就无法找到这倒楣的菜窖。
“狮子头！”我爬下那嘎支嘎支直响的木梯子，冲着那黑古隆冬的窖里头喊道。雪地上刺眼的阳光使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
“狮子头！”我扯着嗓子喊。
没有人答应。整个菜窖没有一点声音。风在头顶的旷野上尖叫着，而这里，却是宁静的。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慢慢看见那狭长的地上堆放着的一排排整齐的大白菜。白菜显露着淡淡的绿色，散发着一种略带潮霉的气味。几盏昏暗的油灯发着微弱的光，照着木柱的影子，我脊背上感到一阵阴森的凉意。
“狮子头！”我想起了我口袋里的电报。
过道那头，传来悉碎的响动，一个影子慢慢朝我走过来。我头发都竖起来了。如果不是他的一双脚在移动，我真会以为自己大白天遇上了一具僵尸。他在离我不远的柱子下站住了。戴着一顶秃了毛的尖顶山羊皮帽，一双大趿拉上缠着绑腿；油亮的，肥大的棉裤，以及一件瘦小的旧棉袄里裹着的弓起的背，使他的整个身子变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形状。他那黄瘦的脸，干枯的皮肤，瘪塌的嘴，僵硬的下巴，使人觉得生命似乎早已离开了他。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因为他一直低头瞅着地上。
我的头皮不由倏地一麻，心里骂了一句：
“二劳改！”
“买脆（菜）？脆（菜）都是上好的……”他呐呐的说，依然没有抬头。
我听出来，这是个广东人。
“什么‘脆’不‘脆’，我找狮子头！”我嚷嚷。
他微微抬起头，慌张地看了我一眼，默默回转身，朝黑暗的过道走去。说实话，跟着这么个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东西呆在这四下无人的地下，真得有点儿胆量呢。这个农场，前身是个老改农场，文化大革命中，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有些家在城市，不愿回去挨斗，就留了下来，在农场干着最苦最累或是技术性较强的活儿。我们管他们叫“二劳改”。
他提着马灯，在前面走着，犹如一个恍惚飘摇的影子。在这个影子里曾经是否有过灵魂呢？我想。即使有过，现在大概也早已死去了……
他在菜窖的尽头停住了脚步，战战兢兢地把马灯略微举高了一点，仿佛害怕那微弱的光亮会照见自己的丑陋。
我听见了一阵肥猪酣睡似的呼噜声。在这与世隔绝的菜窖里，自然不怕妨碍了任何人，灯光照着地上的羊皮袄中裹着的一张胖圆的脸。
我用脚踢他。这个“狮子头”，没死没活地向连长请求来看菜窖，原来是这么个美差。让人家替他干活，他睡大觉。他学会雇工了；可雇工还得花钱呢！
他不情愿的坐起来，揉着红红的眼睛，是夜晚打扑克熬的。
“啥事？搅了我的好梦！”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和一封揉皱的信递给他。说实话，不到这种万不得已的地步，我是决不会找“狮子头”的。他是我原先初一时的同班同学，我初中快毕业时，他初一期末考试才头一回及格。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却“能耐”起来了，一夜之间戴上了手表，骑上了“飞鸽”。有一回还跟我夸耀破四旧时他亲手打死过一个地主婆。去年秋天我下乡到了这个农场，人地生疏，也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个他，好歹也算个熟人。虽说他干活不咋地，又懒又贪，但比起来那些耍嘴皮，搞小汇报整人的人，总还强那末一丁点儿。
我在他身下那羊皮袄里坐下来。刚要开口，听见旁边不远地地方有一点细碎的声响，好象是那老头在整理菜垛。
我有点不放心，努努嘴，说：“他？……”
“敢么！”“狮子头”打了一下呵欠，晃晃乱蓬蓬的头发。
我于是心急火燎地告诉他，我表妹从桦州来信，说她的父亲在哈尔滨病重被送进医院，身边无人照顾，母亲去了干校，根本不让回家，她想请假回去，可身无分文。她刚刚下乡插队半年，分红才得了三块钱。实在没办法，才求我这个在农场挣工资的表哥。而我这个穷光蛋，这月三十二元钱工资，扣除了十元钱的大衣费，又买了一顶帽子过冬，伙食费能否对付到下月开支还是个问题呢。
“狮子头”听着，忽然问：“她爸病了，她咋不向生产队借钱呢？”
我说：“他爸以前是公安局长，现在是‘牛鬼’。”
他又问：“他咋不向队上的同学借呢？”
“哪敢那！我也是偷偷的，谁一听这事儿都不敢借。跟你说实话，你不会去揭发吧？”
“狮子头”往嘴里塞着一片白菜邦子，咔咔地咬着，懒洋洋地说：“那倒不会，咱一向够哥们儿意思，不过，这钱，可不好弄，要多少？”
“二十。”
他跳起来，往那铺着一层细沙的地下吐了一口唾沫，说：“谁有那么多？开大银行啊？有点儿富余的，早变成老白干进了连长的肚子了……”
“狮子头，”我喑哑着嗓子，一副低声下气的可怜相。“我把那支半导体卖给你吧，虽说是自己装的……”
远远传来收工的钟声，“狮子头”的耳朵比猎犬还灵。他麻利地戴上簇新却脏的棉帽，套上黄大衣，就拽我往窖口跑。
“今晚食堂吃包子，快！”他三脚两步登上了梯子。
“你无论如何得想想办法……”我紧跟在他身后，忽然他鞋底下的一粒沙子迷了我的眼睛，疼的我眼泪也涌出来了，我只得停下。
这时，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接着，一双冷冰冰的手伸到我的脸上，很快翻开我的眼皮。那双手上有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好象是一片柔软的菜叶代替了手绢，沙子抹去了，眼睛不疼了。
我睁开眼睛，透过模糊的泪水，看见我面前站着他，那个老头。他依然弯着腰，眼睛瞅着地下，好象他的腰从来不曾直过。我上了梯子，没有说谢谢。
“唔……唔……”他忽然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古怪的，显然地隐藏着一种焦虑，又不敢大声。
我回过头去看他，见他正斜眼瞧我。
天哪，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好象一口深深地陷在沙漠中的枯井，干涩而荒寂，混浊的眼珠，像一潭枯井中的死火，这会儿却奇怪地闪着几丝善良，温和的光波。
我诧异了，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他伸手到那油腻的衣襟里去掏着什么，一面呐呐地说：
“不要卖，卖半导体，留着听个歌儿，解解闷……你要钱，我，我借给你……。”他呐呐的说。
我愣住了。我为这突然降临的运气庆幸，表妹得救了！
他战战兢兢的把钱递过来，厚厚的一叠，是一块钱一张的，破旧而又肮脏，攥在他鸡爪似的手心里。
我刚要伸手去接，突然冷静下来。
“你要干什么？”我猛然大声喊道。那声音之严厉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可怕。“谁要你的臭钱？坏蛋，你做梦！快滚开！”
我气喘吁吁地爬出了菜窖，浑身激动的直打哆嗦。“狮子头”早已等的不耐烦了。
“你根那老司头罗嗦些啥？”他随口问。
“没啥。”
“我听见了。”他狡黠地耸了耸鼻子。
我不做声。刚才那突如其来的怒火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你真傻。”“狮子头”回头说，吹着口哨。
“不，我这点聪明还是有的。”我回答他，“那老头是‘二老改’，借了他的钱，他要是利用我去干坏事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种阶级敌人……”
“狮子头”突然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你真没白拿中学里那么多一百分儿。阶级敌人？你以为个个都像书上写的，台上演的那样搞破坏，想复辟呀？！我怎么就没见着过？他平白无故拉你去干坏事？他何苦来这！”
“这是他们的本性……”我硬着头皮说。
“本性？啥叫本性？就说这老司头，要说他多听话有多听话，我就是让他把我的尿喝下去他也得干。”
我有点恶心。
“连他自己也常说，这些年他接受改造，从鬼变成人了。要不是儿子下了乡，家里没人，他也早回广东老家去了。不借白不借，傻狍子。”他露出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我替你保密，谁也不会知道。你得明白，除了他，谁也不会借给你这二十块钱的……”
我俩分手时，星星出来了，雪地闪着幽蓝的寒光，天上地下都是冷冰冰的。
二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姨父死了，表妹跪在他灵前哭……
我出了一身汗，心蹦蹦乱跳。醒了，再没有睡着。天刚亮，我就起床了，提心吊胆溜出了宿舍。
我在通往菜窖的那条小路上等着他。“狮子头”说过，老司头每天要比他早上班两个小时，晚下班一个半小时。
西北风吹得我脸生疼，帽沿都挂了白霜。我决定接受“狮子头”的建议；这是我头一回听他的话。
老司头终于来了，提着饭盒，弯着那永远直不起来的腰。
我忽然想逃开，逃得远远的，我明明憎恶他，却要利用这种憎恶去获得他的好处。我成了什么人？！
他从我身旁擦边而过，目不斜视。他就要走过去了，我忽然意识到一种机会的失去，大喝一声：“站住！”
他机械地站住了，慢慢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吃惊。
“昨天……昨天的事……”我语无伦次了。心里压得慌。“你……还得把那……”
他听懂了，茫然点点头，却没有任何表示。他是在计较我昨天的态度吗？不，他的眼睛虽然暗淡无光，却是和善的。
“我……”他说。惶恐不安地四下张望着。我明白，他在踌躇，然而他还是伸出手到衣襟里去了，掏了半天，掏出一个小纸包。他小心翼翼地揭去那张纸，把那里叠钞票塞在我手里，喏喏说：“原想寄给儿子的，先不寄了吧……”
我拿钱的手颤抖了一下，他还有儿子？……他叹了一口气，默默走了。竟没有提一句让我什么时候归还他诸如此类的话。
那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我没有看见过他。他上工的时候我们还没起床，他下工时我们早已上了炕。开冻化雪后，菜窖就扒晒了，剩下几根骷髅似的横粱，也不知他被调去干什么活了。表妹那里很少有信来，听说姨父的病是一点点见好了，姨妈也从干校回了城。那二十块钱，表妹的信上除了“收到”两字以外，再无别的表示，我当然也不会再提。可是月复一月，竟然就抽不出钱去归还老司头。三十二元钱的工资，除了吃饭还要抽一口烟。我学会了抽烟，也能喝上二两老白干了，否则每天下了班有多无聊呢，半个月放一部《南征北战》。图书馆倒是有一个，全是《艳阳天》，我倒着都能背下来，里头有个马小辫，妄想变天……
我差不多每月都想把那钱还上，可是每个月都落了空。我于是特别怕碰到他。我悄悄向“狮子头”打听他的下落，“狮子头”说：“春天开荒点没人做饭，调他去做饭了。如今不是又该掐瓜秧子了吗，他该回来啦。这老头，啥都能干，早先地主要雇这么个长工，准得发大财！”
“狮子头”现在越发时髦了。毛涤裤笔挺，二孔鞋锃亮，不知哪来的。我不敢得罪他。
那是一个下雨天，不能出工。我们在宿舍里政治学习，我靠窗口坐着，心不在焉地听着念报纸。突然，我的眼睛盯住了前面不远的一个黑影，我浑身冰凉，周身麻木，好象到了世界末日：没错，是他－－老司头子，枯槁的面容，干瘦的身影，披一张白塑料布，象一个幽灵，正向我们宿舍走来。他来干什么？一定是来找我要钱了？他等急了？乖乖，这事儿要让连队领导知道了可不得了，起码得开我一次批斗会。瞧吧，我也便宜不了他。
我蹦下地，想把他堵在门外训斥一顿。可临出门的时候，我留个心眼在玻璃上张了一下。我呆住了－－他正用铁锹在挖门前那条水沟，水沟一会儿就疏通了，堵住的脏水顺沟向东淌去，西头是瓜地。他站在雨中看水流得差不多。就转身走了，对这边宿舍，他连眼睛也没抬一抬……
我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瞒过“狮子头”的眼睛。吃过中饭他爬到我炕上来，扔给我一根握手烟，挤着眼睛说：
“怎么，你还没开窍哇？”
我不懂啥叫“开窍”。
“你还惦着那二十块钱那？真是头傻狍子。告诉你，不拿白不拿，你不还他，他又能咋的你？没凭没据，谁能证明他借给你二十块钱？！他去告你，谁会相信他？！你不会反咬他个诬陷！”
我听得气都透不过来。我再不成器，可从没敢往这上打主意。这怎么可以呢？借钱不还，赖帐，不是比强盗，小偷更坏吗？我总还没坏到这份儿上。
“狮子头”在我脑壳上敲了一下。
“你怎么不明白，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窝里的羔子，他们这一辈子，有赎不清的罪！人和人不是平等的；连长就是对我们，还那么凶呢！”
窗外的原野一片昏黑，雨在不停地下着。我觉得冷，觉得可怕……
不久以后，连里开了一次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批判会。老司头被押来站在头一排，他站立的姿势引起全连队男女老少长时间的哄笑，他们说那是电影里头标准的坏蛋，一个孩子还上前去推了他一下。批判他的罪名是他向菜排的一个家属介绍了一副治小孩腹泻的草药方子，让别人发现了。连长说老司头不认真接受改造，乱说乱动，是妄图复辟，要加强对他的监视，命令他去掏厕所。那个家属又哭又闹地检讨了一番，说她情愿她的儿子重新拉肚子，也不上阶级敌人的当了。
“你欠下了人民还不清的债，这笔账是得算清的！”她最后说。……
我坐在角落里，不寒而粟。“狮子头”在远远的地方向我作鬼脸，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朝天花板喷出去一口烟，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去他的老司头子吧，既然他欠了人民还不清的债，白送我二十块钱也算不了什么。
三
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一跃变成了连队里自由自在的神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上了连队的通训员，每天骑车到八里地外的一个邮电局去取报纸信件和汇款。连队的通信员忙是忙些，可谁也管不着。
这天下午我送信回来，跳下自形车刚要进屋，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一身黑，背对着我，差点把我吓了一大跳。
他慢慢地转过身来，低头看着地，嘴里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
老天爷！是他，－－老司头子。
比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更瘦了，微微喘息着，一只手按着胸口，好象那里头有什么重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似乎看见了我身上的绿色邮包，便伸出一只手到衣襟里去掏。
我的头皮发麻，以为那掏出来的一定是一张借据。我的脸发白了，厉声说：“你要干什么？”
他哆嗦了一下，抬起眼皮，这才发现是我，竟然呆住了，那灰暗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欢喜的光泽。
“好久，好久，没见你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来给我儿子，寄……，寄一点钱。”他回答，一边把手从衣襟里抽出来，掌心里有一个小纸包，包得严严实实。
他好象是有个儿子的，我突然记起来了，好奇地问：
“儿子？干什么的？”
“跟你一样，是知识青年，在广东乡下……那村子穷，靠我寄……”
“你老婆呢？”
他头又低下去了，一直垂到胸前。
“我犯了事，她就走了……”
不知是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我的心竟不自在起来。说完，他默默地走了。
我打开纸包，见里面放着二十块钱，二角汇费，还有他儿子广东的地址，下面署着他的名子司徒恭。我这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子。
我打算明天就把这笔钱寄走。
可是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这天傍晚的班车带来了我的表妹，一个漂亮而骄傲的小公主，她爸爸恢复了工作，她已经调回城里去了，离开桦川，顺道来向我告别。我不明白她怎么还想着我，总不是因为那二十块钱吧。她在女生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提出来要我送她上佳木斯逛逛，我请了一天假，高高兴兴地坐火车去了佳木斯，看了电影，逛了商店，下了管子，吃了冰其淋，虽说玩得痛快，我心里也直打鼓：赶明儿找对象，可不能找我表妹那样的人；她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你三百六十天挣的钱全花光。临上火车，在车站食品部发现了凤尾鱼罐头，她欣喜若狂地叫起来：“呦，太好了！爸爸最爱吃，这回爸爸又要夸我了！”
我到背兜里去掏钱，手却怎么也拿不出来了。我存着侥幸的心理又搜索了一遍背兜。嗨，我摸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一个纸包。啊！我想起来，这钱是老司头的汇款。
“买十个！十个！”表妹挤进柜台去。
我犹豫着，心里明白这钱是不能再动用了。但这时表妹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光好象有一种什么魔力，我乖乖把钱递送上去了。
回连队的路上我想，等下个月老司头再来寄钱的时候，我就把这二十加上，一块儿汇走。
可“狮子头”却很阔绰，他经常鬼鬼祟祟地到深夜才回宿舍，有时喝得酩酊大醉。他不知哪来那么多钱。有一天晚上，从他的裤袋里滚出一颗骰子，我明白了。
“狮子头”嘿嘿笑起来，把嘴贴在我耳朵上说：“咋样？干一回？赢一大笔钱，就把老账都还啦！”
我推开他，心却怦怦跳起来。事情明摆着：唯一可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就是干这个！但是，跟“狮子头”混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好事，听说他偷“二老改”的表卖钱买酒喝。再说，赌博这种事……我怎么能干？
发工资的日子到了，老司头却并没有来寄钱。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他，问他这个月怎么不来给儿子寄钱，他说他是每隔两个月寄一次的，免得儿子为取钱耽误工分。我怕他向我要上越的汇款收据，急着要走，他却问我他有信没有，说他儿子每次收到钱总要来信的。……
我的心格登了一下：我没寄出钱，他哪能收到回信啊！……
我闷闷不乐的回宿舍去，在大车班附近碰到了“狮子头”。他眼睛红红的，不知又在哪里喝了酒。看见我，嬉皮笑脸地迎上来，不由分说拽着我就走。我想挣脱，他却死死不放，踉踉跄跄把我推进了一间乌烟瘴气的小屋，里面围满了人。
我横下一条心！－－干一次！只要挣四十块钱还账，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好运偏偏不找我，我一上手就输了六十，那骰子莫非长眼睛？……
我昏天黑地走出来，真想大哭一场。
又发工资了，许多人到我这里来办理汇款。老司头也来了。他交给我包好的二十块钱。在屋角磨蹭了一会，低声问道：
“没有我的信么？”
我不忍心看他，那眼睛里没有一丝活气，好象从坟墓里出来。
“问什么，有了我会给你的！”我莫名奇妙地发起火来。
我选择了四个“二老改”的汇款单扣下了，凑足六十块钱赔给“狮子头”。这个月我非但没能把上次老司头的二十块钱补上，反而又挪用了他的二十块钱。我为什么偏偏要扣他的？大概因为只有他，连收据也不曾向我要过吧。……
最后一只大雁飞走了，空旷的田野了已下了一层薄薄的小雪。凛冽的北风又开始刮起来了。这天，我从支局驮回了一大捆《红旗》杂志回来，天傍黑了，心一急，在转弯的大道上，险些儿撞到道边的一棵枯树上去。然而那棵“树”忽然活了，用凄凉的声音说起话来。我心里有些发毛，跳下车定睛一看见却是老司头子。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寒风里面，看起来已经等了好久了。
“我儿子，没有来信么？”
那声音是凄切悲凉的，犹如一只受了伤的老狼在呻吟。他不是问“有信么？”而是问“没有信么？”大概希望用最坏的打算来换取意外的欢乐。
“没，没有，没有……”我的声音也突然颤抖起来。
“该来信了……总不会出什么事？……”
他跟在我的后面走着，嘀咕着，那枯树一样的身影，好象风一吹就会折断。我飞快地蹬车，躲进黑暗中去了。
四
眼看又快到春节了，我开始积极准备回家探亲。
我第四次心安理得地动用老司头的汇款，补齐了我的差额。
“狮子头”也在准备回家。他最近也不走运，听说输了百把块钱，卖掉了几件衣服，还管我借过一回钱。我没干。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当我是傻瓜？‘二劳改’的钱包都捏在你的手掌心里……”
“你胡说！”我咆哮起来。
我恨透了“狮子头”，也恨我表妹，更恨我自己。
这天我早早就去邮局取信了，我在火炉边分发着信件；这是我的习惯，分完了回去省事。忽然，一只揉得很皱的信封上，几个字闪入我的眼帘：“司徒恭父亲收”。
信封已经破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里面薄薄的信纸。
不知什么东西在撩拨着我的心，使我坐立不安。我偷眼看了一下四周，没有人注意，便伸出手指，用小时候做弹弓的灵巧劲，轻轻把信勾开了。
下面是我看到的信的原文：
爸爸：我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到您的信了，也没有收到您寄来的钱。我到葵
山邮局去查过，他们都说没有。我担心您是不是生病了。您要是有个三长
两短，世上就剩下我孤令令一个人了……
我们队上的劳动还是很重，春天遭了灾，现在只能吃番薯，南瓜。我的腿
上生了一个疔疮，没有钱买药，也没有钱买油，锅都生锈了……
爸爸，您一定要好好接受改造，将功赎罪。您什么时候能回来探亲呢？我
已经忘了您是什么样子了……
字迹模糊了，看不清了。我这是怎么了？鼻子酸酸的，眼睛热辣辣的难受，头也晕起来了。趁人不注意，我夹着邮袋溜出了屋子。
旷野上的空气，清新而洁净。无边无际的雪原，象一块巨大的白布，把一切肮脏与丑恶都罩在它的底下。世界上的是非你说得清吗？那喜鹊叫得多好听，乌鸦令人讨厌还不就因为它一身黑；其实它却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儿。不管老司头过去有多少罪，但他也改造了这么多年，也已经刑满了，他总是个人，是个有儿子的父亲，即使他不配享受有儿子的幸福，他儿子总该享有有父亲的温暖吧。
我却干了些什么呢？我能忘记自己爬地垄沟的滋味吗？而他儿子，是同我一样的知识青年……小时候学过一个词儿，叫做“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多年不见提起，莫非也被专政了吗？八里地不知怎么骑到了头。我浑身冒汗，扔下邮袋重又蹬上了车，顶风赶了十八里路来到镇上。
回来的时候，我腕上的手表没有了，换成九十元的票子。
第二天我便将八十元钱汇往广东乡下。
吃过晚饭，我从铺底下抽出十元钱，是这个月工资里的烟酒钱，加上卖来剩下的十元件捏在手心里，然后把“狮子头”从宿舍里叫出来。
“跟我走一趟。”我头一回命令他。
“去哪？”他对这种神秘的行动最来劲。
“菜窖！”
连队今年新盖了砖窖，老司头就在菜窖里烧炉子。我叫上“狮子头”，自然有道理，要让他亲眼看见我把二十块钱还给老司头。
月亮出来了，雪地一片惨白。风好象把一切都吹灭了，连人们心头残存的热气。
厚厚的白雪几乎封住了菜窖小小的木门，敲了半天，老司头才来门。他看见我们两个，竟好象有些害怕起来，到好象我们是来同他要债似的。他放下手里正编的柳条筐，从角落里拿了几个土豆要烤给我们吃。“狮子头”抓了几根胡萝卜嚼起来，有点不耐烦。
多暖和的菜窖呀，弥散着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北方的冬天，只有在这里才能看见绿色。可这唯一的绿色，属于一个行将就末的老头子。
老司头坐在我对面的一块木头上，第一次敢面对面地瞅着我。他看得那么入神，专注，简直叫我不好意思起来。
“我儿子，一定也象你这么大了……他说起话来，也象你这么爱吸鼻子……”他那浑浊的眼角上升涌出了亮晶晶的泪，迷迷糊糊，喃喃自语。
我忽然想到，难道这就是他肯借钱给我的原因么？快一年了，他并没有让我为他做过任何一点细小的事作为报酬。难道这仅仅只因为他，可怜一个同他儿子一样单身在外的青年么？……
“还没有信来？……”他深深叹了一口气。
“在路上。信，在路上走着……”我说着，噎住了。
“在路上？”他重复了一句。他相信了，不肯再问，怕又打破这种希望。这时他那枯瘦的脸上，皱纹舒展开来，干瘪瘪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缺了的门牙－－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微笑；如果这能算作笑的话。
我站起来，脸在发烧，我什么话也没说，把攥在手里的二十块钱，轻轻放在老司头枯干的手掌上。
他抽搐了一下，把头深深地垂下去了。他紧抓着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炕稍去，从墙根上摸出一只铁盒子来，小心翼翼地把钱放了进去。
“这回路费差不多了，我想回广东去，看看孩子……总得回去看看才好……唉，年青错一时事悔一辈子哟……”他象是对自己说。
我偶尔一回头，吓了一跳－－“狮子头”正眼巴巴地盯着老司头手里的那只铁盒子，嘴都张大了。那眼睛里流露着贪婪，凶残的光，叫人毛骨悚然。
菜窖的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听得见老司头的咳嗽声。月光照着这白色的高坡，真活象一片墓地。不过老司头将从这里走出去了，去同他的儿子团聚，那是炎热的南方，没有冰雪也没有风霜。
“狮子头”突然问：
“你说，他这样的人死了，是不是同死了一条狗差不多？”
我没有回答他。
第二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听大伙吵吵巴火说菜窖里死了一个人，没人再敢去拿菜了。我的心像被重重地击了一下，腿也软软的，赶紧打听死者是谁；虽然我已想到了他。
“还有谁？老死（司）头子呗。都快归天地人了，还攒哪门子钱？叫人给抢了，定是不干，才被打死的……”
人们议论着，毫无顾忌地谈笑着，表示自己的愤怒。没有人同情他，真的，干吗要同情他呢？……
只有我心里明白，我归还给他那笔小小的款子使得他付出了一条人命的代价。凶手是我带去的，可是我能对谁来讲清这一切呢？我能证明自己无罪吗？
我回家探亲去了。在家一呆就是半年。第二年夏天，拿着姨父给我弄好的返城证明，去农场办户口。在镇上正好碰到了游斗抢劫杀人犯“狮子头”的刑车。“狮子头”一点没见瘦，他的目光无意同我相遇，慢慢把头转过去了。然而他的表情仍是满不在乎。那空漠而抱屈的神情像是在问：“打死一个‘二劳改’，也算犯法？……”
我办完关系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曾一个人悄悄到土坡上去了一次。我想到老司头的坟上去看看。可是哪像个坟？长起了青草的土堆前面，连个木牌也没有。几只老鸹在松林上盘旋，凄厉地叫着，好像忠实地在为死者唱着哀歌，只有那漫坡如雪的白婴粟，洁白纷繁一片，水一般柔顺的花瓣，在荒野上无声的摇曳……
我自幼听人们说：婴粟是毒品；他们却不知，如用的适量，婴粟也可作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洁白的婴粟花，白得叫人心醉。我久久望着它们，默默无言，心里好似有一点什么在渐渐［更生］醒起来。
